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清明上河图能卖多少钱，以及清明上河图放大十倍之后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北宋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堪称反映北宋都城汴梁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此前我们讨论了图中所展示的汴京饮食、交通等情况，今天我们讨论一下画中人物的身份。我们常用“三教九流”来指社会各阶层，“三教”指儒、释、道三家，“九流”原指先秦至汉初的九大学术流派，今天在这里我们用它来代指汴京城的各行各业。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900年前的宋都汴梁，看看大宋京城里的各色人等。

儒生

儒生在图中占有很大比重，在画面中你随处可以看到儒生的身影。众所周知，宋代是一个以文治天下的朝代。宋太宗赵光义热衷读书，他曾说过“开卷有益”。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则鼓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宋代神童汪洙写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凡此种种，都道出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因此，读书人在宋代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宋代儒生平时喜欢戴造型高而方正的巾帽，名曰“东坡巾”或者“逍遥巾”。在汴梁街头，随处可见这种儒服打扮的人。

久住王员外家

人数众多的儒生群体中，当然不乏中老年人，更多的则是一些年轻人。年轻儒生数量庞大，跟东京在科举制度中的地位有关。宋代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朝代，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通过科举博取功名。所以每逢科考之年，汴京城里就挤满了各地进京赶考的士子。他们有的在赶路，有的在聊天，有的聚在一起交流考试信息，有的在“久住王员外家”这样的廉租公寓里苦读。在刚进入城门的地方，一个骑着马的年轻人好像是外地进京赶考的举子，他身前身后是两个仆从，一个牵着马，一个挑着行李。

进京赶考的年轻人

城东十字街头的西南角上的一座建筑，面东的门口挑出一个“解”字招牌，有专家认为这是一家为举人办理各种应考手续的机构。北面的竹棚里有很多人围着一个老者，他们都是一身儒生的打扮，或立或坐，那专注的神态，也许是刚递过材料都在打探考试信息呢。

打探考试信息

僧人

庙门口有一个僧人

画面中，护城河北岸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寺庙，庙门口有一个僧人。寺庙的山门紧闭，门口的天王塑像看得十分清楚，这个身着袈裟的僧人正从旁门走入寺内，大门两扇，门板排钉清晰可见。正门的屋檐底下有斗拱，好像还有匾额，说明这座寺庙等级较高，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门外街上行人稀少,显得格外宁静。

此外，画面中还出现了三个僧人。一个身穿米黄色袈裟的和尚在十字路口的说书摊外围静静地听书，不知道一个出家人为什么对这种娱乐项目很感兴趣，也许他是出于好奇，也许是想要学习人家的口才，让自己在讲经时也能舌灿莲花。十字路口中间有个胖大的和尚跟一位员外模样的人在聊天，不知道是不是在谈生死轮回等佛法大义。

行脚僧

最引人注目的是画卷尾端那个步履匆匆的行脚僧人，他双手打板，身上背着一个竹篓，竹篓的顶部扣着一个竹笠，背上后可以遮阳避雨。这一身装扮与敦煌壁画里的唐僧玄奘如出一辙。从他行进的方向判断，他也许正打算穿城而过。这个坚毅的行脚僧人跟身边前呼后拥的一队官家人马形成鲜明对比。仲春时节，乍暖还寒，他的两条小腿露在外边，跟那些苦力没什么两样，也跟十字路口的两位身穿袈裟的僧人形成对比，令人肃然起敬。

道士

在宋代，道教也得到皇室的大力扶持。宋真宗大力倡导儒、释、道“三教一旨”。宋徽宗更是道教的虔诚信徒，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成10月10日。他自称道君皇帝,是道教教主，这种政教合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宋徽宗还依科举设立道学，并设道官二十六阶，道士通过考试做道官，领取俸禄。他大建宫观，每一道观给田地上千顷，上层道士可出入禁宫。由于帝王的推崇，各州县官吏对宫观道士都不敢怠慢，总是以礼相见，道教俨然成了国教。

十字路口的僧与道

画面中有三个道士。一个也跟那个和尚一样，手持一柄芭蕉形纨扇，在十字路口的说书摊外围听书。另外两位道士则在十字路口交谈。小小天地有三位道士，你可以想象当时道士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出行的官员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达，致使大量人才涌入统治阶层。宋太宗即位第二年，就从诸道贡士5300余人中选拔了进士及诸科等500人，分授幕职和州县官，雍熙年间更增至千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庞大的文官体系，政府衙署的“容量”空前膨胀。

出行的官员

画面中自然也没有忽视这一点。画面未端有个骑着高头大马出行的官员，他头戴宽大的斗笠，手持系着穗子的赶马竹竿，看上去并不是什么大官，但排场却不小。最前面有五名皂隶为他开路，马前有俩跟班左右相随，身后有人扛着硕大的遮阳伞，还有一人挑着行李跟随在后面，前呼后拥的随从有9人之多，算得上声势赫奕。

税务官

城门之内紧靠路北的是一个税务所，税官坐在门厅中间，面前铺着被称为“引子”的通行证明。过往的商人从出发地的税务机关把物品名称，等级，数量以及到什么地方去都写在“引子”上，若没有这个“引子”，交税时的税率就会特别高。门前堆满了货物，一个税务员正在负责登记，税务员对面的人应该是货主，正手指货物跟他说话。两人似乎是在争吵，连城楼上值班的人也探出头来张望。

税务所

快递员

城门外小河沟北边，跨过小小的木桥，大门里有一个院落。这个大院落的红门上有乳钉，张贴着布告，土围墙上插着竹签，大门外或坐或卧的有一群人，他们的枪、矛、旗、伞等都依靠在围墙上，他们看来像是士兵，但一个个都显得十分疲乏。很明显这是一个衙门，但它却坐落在城郊。据考证，这是一个递铺，相当于今天的快递中心。递铺是用来传递公文的机构，既是公文送往外地的第一站，也是送达京城的最后一站，因此设置在城门外，以便夜间城门关闭后，让官差歇息。仔细看，院子里有一匹马正卧在地上休息呢。

“快递员”

说书人

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一群人围着一个长髯老者在听书，其中就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和尚和道士。说书在当时被称作“说话”。宋代城市生活发达，市民精神需求更加多样，“说话”艺术应运而生。宋代“说话”,分短篇、长篇两类。短篇涉及灵怪、传奇、公案、武侠以及参禅悟道等。长篇则为“讲史”：“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说完的。宋代讲史极为发达，苏轼的《东坡志林》记载：“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苦；辄与数文，令聚坐听说古话。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颦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跃畅快。”可知北宋讲史极为普遍，连小儿也喜欢听。

僧人·道士·说书人

宋代说书有话本作底本，话本演变到后来则成了章回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这么多人都围在说书人旁边，可以想象说书艺人的水平有多高。

算命先生

在快递中心门前的一棵造型奇特的古柳下，有一个摆摊的算命先生。凉棚上挂着三张布幅，从左至右分别写着决疑、看命、神课，看起来他常年在此摆摊。

算命先生

宋代流行阴阳五行算命占卜，所以汴京城街头有很多以此为生的人。据王安石估算，其从业人数可能有上万人。有些人因此成为富有阶层，达到“封君不如”的程度。宋徽宗本人就很迷信算命，他曾经让人把一个叫谢石的拆字先生请进宫中，让他为后宫嫔妃、随从拆字。谢石拆字预测，字字人情入理，福祸分明。宋徽宗一时高兴，就封他担任了承信郎。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宋代，占卜不仅运用于日常生活，而且被应用到政治斗争之中，以至于有术士说，士大夫的命运在我可否之间。大概此言有几分可信，要不然，这位算命先生怎么会把摊位支在了官衙建筑的旁边。

占卜老者

近郊汴河岸边，还有一个走街串巷以占卜为生的老者。他左手持着幌子，右手正从一个年轻人手中接过一碗水，旁边的一个店主人正请他到茶馆条凳上坐着喝水。这个画面显示了一种难得的温馨。

修面师傅

城门西南角的小门外，一个不起眼的凉棚下，有一个修面师傅。他左手托着一个年轻人的下巴，右手持一把剃刀正在给年轻人修面呢。他翘起了兰花指，姿态优雅，动作娴熟。年轻人则现出几分紧张的神色。也难怪，“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换了谁都会紧张的。

修面师傅

乞丐

在城门外的平桥上有两个小乞丐。平桥的栏杆边有些闲人在看风景，小乞丐伸着手向他们乞讨，有的人任凭小乞丐怎么哀求，都装作没看见，另外两个也许是怕小乞丐破坏他们看风景的雅兴，伸出手来给他一文钱打发他快走。

小乞丐

此外，还有妓女、车夫、轿夫、纤夫、修车匠、外卖小哥等，我们在此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学过历史的人会知道《清明上河图》，其中描绘的是汴梁城的繁荣景象。有些人喜欢探究细节，探究画卷中那些人物的身份和相关职业。其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一个男人躺在树下，很多人好奇，他在做什么？他是在睡觉，只不过，他与其他人睡觉不一样，是趴着睡，还露出了内衣。

一、男子在树下趴着睡觉，采取俯睡姿势

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姿势各式各样。有的人喜欢仰着睡觉，有的人喜欢侧身睡觉，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有人说，卧似一张弓的睡觉方式，是科学的睡眠方式。这种事情，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不能一刀切。

有些人也会在趴在桌子上午休，那个时候，趴着睡也是不错的选择。有些人趴着睡，是很舒服的，那就趴着睡。至于伤不伤颈椎，那就是个人的事情了。就如同树下的男子，人家就是趴着睡，从他的姿势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妥。那就说明，人家喜欢趴着睡觉。

不知道这个人趴着睡的时候，是不是做了一个好梦？要是发财致富的梦，是不是会在梦里笑醒？有人说，要是发财梦，也是黄粱一梦，有什么意思。梦是心境的投射，也是他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件好事。要是真的梦到了如此好事，醒了以后，可能会发奋努力，真的实现了，也未可知。

男子在那里趴着，衣服比较寻常，应该是一位普通人，也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商人，在树下休息一下，可能是舟车劳顿，也有可能是起早了，也可能是为了养足精神，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在那里休息，没有什么过错。只是有些人看到他的服饰之后，觉得他有伤风化而已。

二、男子俯睡的时候，露出红色的短裤，有人觉得不好

很多人觉得，宋代应该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那就是对宋代不了解。“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提出来的，而朱熹是南宋的。在北宋的时候，大家不少，是因为“重文轻武”的国策，还有理学的兴盛。大家重视文学修养，也重视自我审视。

很多人觉得，宋代人的观念，重视礼节、等级观念。实际上，还是有偏差的，拿宋仁宗为例子，作为君主，他自我要求很高，大臣们都敢与之辩论，包拯就曾与之论事，甚至将唾沫溅到他的脸上。这种事情，在明清两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北宋比较宽容，大家熟悉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就是苏轼。苏轼在仕途上并不是很顺利，屡次被贬。但他依然敢犯颜。作为官员，都可以如此，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如此。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生活，自得其乐。

要是一个人穿着比较奇特，大家也是相视一笑，不加训斥。这就是环境宽松的表现！正如树下的男子，在睡觉的时候，露出了红色的内裤，有些人觉得，这样的人，有伤风化。说明这些人思想守旧，受到明清时代禁锢思想的影响，也说明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北宋的现实。

人家穿什么样的衣服，并不要紧。人家穿着红色衣裤，就算是露出来，也没有什么错。老莱娱亲的时候，大家感受到的，不是老莱子穿五彩衣滑稽，而是说他孝顺。同样的事情，为何到了树下男子的时候，就说人家有伤风化呢？这是典型的双标现场！

北宋时候，大家的生活安逸，就拿武大郎来说，虽然他个子矮，只是一个卖烧饼的，但他在汴梁城有一个临街的二层小楼。这还是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北宋那个时候，环境很好，不会因为一些人穿着奇特，就讥笑人家。嘲笑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小丑是自己。

三、树下男子的状态，反映了北宋当时的环境

树下男子，趴着睡觉，露出红色内裤，不管人家是不是本命年，人家自己不尴尬，要说是尴尬，那就是旁人。从中也可以看到，宋代的人文环境，还是比较舒适的。从这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只要是遵纪守法，趴着睡觉没人管，露出红色内裤，也没有人管。这种舆论环境，是由大家共同创造的。

宋代的国策是重文，这个文是文学，也是文化。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水浒传》、兰陵笑笑生写的作品，说的都是宋代的事情，虽然是明代人写的。明代人的思维中，就带着三纲五常、尊卑上下的封建思想了。在宋代，这些是没有的。

宋代人重视文学修养，唐宋八大家中，北宋的占据多数。可见，在北宋时代，大家的文学修养，还是蛮高的。有些人不大关注文学修养，那就说一些民间文学，民间的文学是话本，也就是说书人说话的底本。我们熟悉的说书人是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等人，而他们的老祖，是宋代的说书人。

民间的人不仅听书，还到瓦子等娱乐场所休息、消费。宋代的夜生活，就丰富多彩了，很多人听到的戏曲，在宋代都可以听到。大家在这样宽容、宽松、宽仁的时代里生活，自然能舒畅。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就曾说，自己最想要生活的时代，那就是北宋时代。

北宋，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一个人，反映一群人的生活状态；一群人，体现一个时代的状态。《清明上河图》不仅描绘了汴梁城的生活，还描绘了北宋那个时代的生活。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欢迎大家留言！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作者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这幅长卷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迷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春光。疏林薄雾，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令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有间"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来往，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因状若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或用竹篙撑，或用长竹钩住桥梁，或用麻绳挽船，或忙着放下桅杆以顺利通过桥拱。邻船的人也指指点点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紧张议论，期盼大船顺利通过。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的专门经营，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整面修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轿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计描绘了五百五十多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清明上河图》景物繁多，巨细无遗，却并不显得琐碎繁缛，表现出画家对大场面宏观把握的能力，以及于真放中见精微的绘画境界，令人无法不钦佩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生动传神的表现力。

这幅是清明上河图的仿本，（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画的事物繁多，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

历尽劫难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尘埃历尽———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记述了《清明上河图》历尽劫难的遭遇。以下是摘自该书的部分内容。

奸臣严嵩夺画酿冤案

严嵩是明代大奸臣之一。他与其子严世蕃依仗权势，巧取豪夺了大批书画古玩。

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二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忄予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忄予，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忄予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忄予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明代另一人沈德符所著《野获编补遗》中却是另一种说法：严嵩党羽鄢懋卿总理淮、浙盐政，胡宗宪总督吴、越兵事，他们都为严嵩搜罗名字画。他们得知《清明上河图》在已故内阁首辅王鏊家时，便去索购，但王家富甲一方，不为钱财所动。无奈之中，二人找严嵩府上装裱匠汤臣商议，汤与当时镇防蓟州的王忄予素有来往，对王忄予之子世贞、世懋有仇，因此鼓动王忄予买画，但王忄予亦购不来。汤臣便设计让王忄予把苏州人黄彪临摹本买来献嵩，又在严嵩高兴时将真情告知，严嵩窘怒，遂杀王忄予。

清代人《清夏闲记》上又载：太仓王忄予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嵩子严世蕃知道后强行索要，王忄予便送去摹本，当时汤臣恰好在旁。从前王忄予巡抚两浙时，见汤贫困潦倒，便将他推荐给严世蕃。汤臣不思报恩，反想构陷王忄予以求发达，便对严云：此画他曾在王忄予家中见过，王忄予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脚踏二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忄予。恰好此时俺答部进犯中原，王忄予为蓟、辽总督，严嵩父子乘机将他害死。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忄予改成了莫怀古。

以上几种说法虽然各执一词，但都与事实有些出入。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忄予买过“名画”，王忄予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只是南方人“王”、“黄”不分，黄彪应是王彪而已。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度尽劫波终得归宿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同志，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从那以后，这儿便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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